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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2021年04月05日 星期一 出版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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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第四期

  七 游击战为什么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作战方式?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史称“七七事变”或“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民族抗战。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表达红军将士“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的强烈意愿。也在这一天,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不管日方将扩大为大规模战争或将暂时取外交压迫形式”,都要“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并“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致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指出:我军应“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初步确立了我军在抗战的作战方针。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的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随着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形成,存在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国民党只要政府和军队参加,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另一条是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强调“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我军的战略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战略支队作用),保存和扩大自己。

  在经过与国民党谈判之后,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立即挺进华北敌后。对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9月25日,毛泽东在致电周恩来等人,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11月8日,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领导人,再次强调:“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后。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因此,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共中央就确立了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将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从根本上讲是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同时,我国是大国,地域广大,日本虽是强敌但兵力有限,只可能占领城市与重要交通沿线,这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提供了生机和发展空间。

  众所周知,八路军挺进华北作战取得第一次大胜利是平型关战斗。

  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第115师有第343旅两个团、第344旅一个团约6000人(当时八路军每师两旅,每旅两团)。进入第115师伏击圈的日军部队有两部分,即新庄淳中佐率领的第六兵站汽车队约500余人,桥本中佐临时指挥的辎重大车队近600人。进入伏击圈的日军被压缩包围在两山之间的山谷里,因为两支日军是汽车队和辎重大车队,因而不全是战斗人员,但仍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敌我双方激战6小时才解决战斗。

  平型关战斗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占据了绝对有利的地形,但在战斗中仍付出重大牺牲。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四五百人与八路军第343旅第686团反复争夺老爷庙高地,该团第3营第9连140人只幸存10余人,连排干部全部牺牲。副团长杨勇、营长邓克明身负重伤。有参战者回忆:“战斗打响后,第一批伤员约有五六十人于中午过后不久便运抵师救护所。”“全部收转工作持续了四五天。前后共收转了约八九百人。此外我方在战场上阵亡约二百余人;轻伤能随团队活动,不需转到后方医院治疗的伤员约三四百人。这样,战斗中我全部伤亡约一千五百余人。”这场战斗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平型关这样的战斗固然可以提振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如果始终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这样若干次大的战斗下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全军三个师,按编制每个师15万人,全军4.5万人,全军实际人数也与此不相上下。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各师抽调一部分组成留守兵团,因此,改编之初开赴前线的每师估计在1万人左右。

  由此可见,八路军用这样劣势的武器装备,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深受武士道毒害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更不用说展开决战。林彪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总结中特别提出:“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之后,虽然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大的发展,但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唯有游击战才能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保存自己。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装备好,我们只好上山,开展山地游击战。”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八路军的战略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性不断得到验证。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以“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依据,全面系统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文章指出,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

  在193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全国抗战开始后,人民军队面临的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毛泽东从战略地位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性,这对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八 西安事变为什么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张、杨的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张、杨一起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谈判。蒋介石终于承诺“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

  对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张闻天在1937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准备实际抗战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南京政府开始转到抗日道路上来。南京政府要抗日,便不能不找群众,不能不找共产党,对于地方军阀也不能不寻求合作。”

  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从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针对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指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革命也采取同情的态度甚至有参加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应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并与之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成功。从1936年下半年起,党在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成绩显著,成立了实际由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一方面加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另一方面又主观地认为红军经过长征后元气大伤,已成强弩之末,可以用类似招安的方式让共产党就范,并以此应对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从1935年冬天开始,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南京、上海、莫斯科同共产党人商谈抗日,但由于蒋介石没有诚意,提出中国共产党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谈判没有实质性的结果。1936年11月10日,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陈立夫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以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结果被潘汉年严词拒绝。由此可见,蒋介石当时对红军的态度。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实际上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明确表示“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意以全力支持他们”,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与他们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逼蒋抗日”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蒋介石是国民党最大的实力派,中国抗日如果没有蒋介石集团的参加是难以想象的。问题是经过长征,虽然红军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但人数大减,如果没有张学良、杨虎城的配合,对于顽固反共的蒋介石来说,要使其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应该承认,蒋介石也有意抗日,但他骨子里坚持反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抗日与反共的问题上,他并非不抗日,但一直是反共优先于抗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要“安”的“内”,既有共产党问题,也有地方实力派问题,但共产党问题更重要。特别是1936年夏解决“两广事变”后,长期向他挑战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表示服从南京政府领导,他认为地方实力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红军经过长征减员严重,又到了西北贫瘠之区,现在完全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问题。

  应当说,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前后,共产党的生存发展遇到诸多的困难。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时,仅剩不到八千人,由原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也只有七千余人。不久,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序列。随后,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展扩红筹款和抗日宣传,部队有所发展。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将台堡和会宁分别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红二方面军约有一万人左右,红四方面军原本有三万余人,三军相加应在六万人左右,当时陕甘宁根据地地广人稀、贫穷落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既要面对尾追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随时可能对红军的“围剿”,又要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193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报中说:“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持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资方面十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也没有钱借了。”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向张学良借款60万元,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共产国际虽答应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为解燃眉之急,中共中央又不得不于11月下旬再次向张学良借10万元以渡过难关。

  三支主力红军会师之时,中共中央曾计划组织宁夏战役,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约2.18万人先期西渡黄河。可是,蒋介石调集了十几个师由北向南大举向红军进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隔断了河东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时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后又去洛阳进行“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中央军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机开赴陕甘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中共中央甚至准备再次组织红军东征,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第二步出冀豫晋之交,第三步从冀豫晋之交渡过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然后再转西北。1936年11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已做了万一陕北不能坚守而再次转移的打算。

  然而,仅过了一个月,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实现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目标,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虽然此后蒋介石在联共的问题上有所反复,但国共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在当时形势下,能否使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最高领导转到团结抗日的政策上来,这对能否顺利地实现全民抗战是关键性的问题。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才最终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才有了抗日战争。”

  西安事变不但是国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转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试想,如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不是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会有中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之间的“三位一体”,即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先在西北地区的实现,也就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客观地说,如果西安事变不发生,如果张学良、杨虎城配合蒋介石的中央军,对刚刚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的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确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问题。西安事变的结果使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国性的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也使中国共产党渡过了十分困难的阶段,随后迎来了抗战中的大发展。而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张、杨看到只有团结抗日,国家才有前途,他们个人也才能有前途。所以,由“武装保卫苏联”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转变,它不但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处境和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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